一

自从知道自己在远方农村还有个家的那时起，我的心里便再也没有平静过。我无法想象多年前的那个冬夜，当父亲把我交到另一个男人手中的时候，年幼的我曾进行了怎样的哀号与挣扎。以至今日，这一切依然是我心底的暗伤，并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隐隐作痛。

六年前，养父去世时，把全部的真相都告诉了我。他拉着我的手，求我原谅他。

我泪流满面地告诉养父，你是我的父亲，永远都是。是他和养母给了我一个家，节衣缩食供我读书，我没有理由恨他们。而如果说我心里还有恨的话，那也只能是恨我的生身父母，不管出于什么理由，把亲生孩子送人，都是为人父母犯下的不可原谅的过错。

安葬完养父后的一天，一个四五十岁、农民模样的男人找上门来，他声称自己姓秦，是从余姚来的。不用问我也知道他是谁，从他的脸上，我分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他对我说，他是大哥，父母去世时托他照顾我，他说知道我过得很好，知道我不需要他的帮助，他就是想来看看。

我一时无语。因为我知道，他和那个家里所有的人从来都不曾忘记过我。他们信守着那个古老的约定，三十年来一直悄悄地打听着我的消息，直到养父母都过世后，才敢让思念浮出水面。

我张了张嘴，想叫一声哥，但终于因为陌生而无法开口。我留他在家里吃饭，他瞅了瞅客厅里光洁的地板，谢绝了，说自己还有事。就起身告辞了，我知道他本不想就这样匆匆离去，是妻子冷若冰霜的脸打消了他想留下来和我彻夜长谈的念头。

以后的几年，大哥逢年过节便从遥远的家乡赶过来，或在单位门口，或在楼下等我，说上几句话，然后把带来的大包小包的东西塞给我便匆匆离去。他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兑现着一个长子对九泉之下父母的承诺。

私下里，我也和妻子商量，想利用清明节回乡为父母扫墓，被妻子断然拒绝了。我知道，她这样做并不是不想让我认父母，而是担心乡下那个家给我带来麻烦。毕竟，在她看来，认这样一个有着十几口人的农村家庭不是什么好事。

我不想因为这点小事让妻子不高兴，但又不愿意看到大哥一次次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我知道，在他眼里，我一天不回乡祭祖，便预示着一天没有原谅父母。而事实上，即使我回乡祭了祖也并不代表我就原谅了他们，我回老家很大程度上并非为了告慰九泉之下的父母，而是为了这个总是不远千里来看我、让我越来越认同的大哥能够安心。

2004年4月的一天，我下了班刚走出单位大门，看见大哥正蹲在不远处的台阶上抽烟。见我出来，他掐灭了手中的烟和我打招呼，并主动邀请我到旁边的饭馆里小坐。

这一次，大哥点了许多菜，还破例要了一瓶老白干。他问了我的情况，我也问了他家里的情况，他吞吞吐吐了半天，才告诉我，他的儿子今年大学毕业，问我能不能在市里给孩子找个工作。

我欣然应允。大哥腼腆地笑了，说没想到这回竟然真应验了村里人的口舌了。这时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些年来，大哥一次次的到省城来看我，竟然一直在背着一个“巴结”的罪名。吃了饭，我去结账，他执意不肯，面红耳赤地和我争，直到我告诉他自己可以在单位报销时，他才笑着说，还是当官好呀。

其实我根本不是什么官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而已。但由于在政府部门工作，手中多少有点权力，因此给侄子找个工作不是很难。最初我安排侄子到省委宣传部做秘书工作，但妻子中途杀将过来，让她的一个远房表妹顶了侄子的位置，无奈我只好把侄子安排到了市图书馆。虽然都是吃财政饭，但一个是公务员，另一个却不是，这种差别虽然哥哥不懂，可我心里却总感觉很是对不住他。

二

2005年初，我到北京开会时突然感觉脚疼，最初以为是原来的痛风病又犯了，但医生的诊断却是右肾轮廓模糊缩小，失去功能，左肾衰竭。突如其来的病魔如飙风般铺天盖地而来，我一下子蒙了。颤抖着手拨通家里的电话，告诉妻子快到北京来，妻子预感到了不妙，当夜便急匆匆地赶了过来。

“尿毒症晚期”，医生平静的几个字惊得妻子一下子坐在了地上，失声痛哭。听医生说，救命的路有两条，一是保守治疗，靠透析维持现状，生死由命；二是肾移植。

第三天，大哥来了，与他同来的，还有另外几个哥哥。是妻子给家里打的电话，妻子很清楚，这一刻，我任何一个哥哥都有可能是一根救命的稻草。后来听四哥讲，他接到妻子电话的时候大哥正在地里给果树剪枝，得知我得了肾衰竭，大哥站在那儿愣愣地盯了四哥半天，然后就呜呜地大哭了起来。

晚上，大哥把一家人招集到一起，商量着兄弟几个一起来省城，谁配型最好就用谁的。四哥还告诉我，当天早晨，大哥偷偷地跑到爹娘的坟上磕了三个头，祈求爹娘保佑我能活下来。听着听着，我低下头，禁不住流下泪来。那一刻，那份遥远而陌生的亲情忽然变得如此真实。

检查的结果出来了，大哥和五哥的各项指标与我最接近，五哥说他年轻，由他来，大哥执意不肯，他说，“老五，你的孩子还小，万一有个什么差错，我没法向家里人交待，我是大哥，你就让我替爹娘还了这个心愿吧！”

2005年3月5日早晨九点，我和大哥一起被推进了手术室。下午三点，手术终于完成了，从这一刻起，大哥的肾开始在我的身体内工作，我和大哥真正是血肉相连了。

手术很成功，移植后的肾脏立即发挥了作用，术后的第一天，我的排尿量便达到了九千多毫升，血肌酐值降了一半，第二天接近正常，第三天完全正常了。

一天查房时，医生高兴地说，移植过来的肾脏工作得很好，没有一点排异反应。躺在另一个床上的大哥笑了，一脸幸福地说：“我们是亲兄弟，身上流着相同的血，怎么会有排异反应呢！”

屋里的人都笑了，那份浓浓的亲情忽然让我有了一种想哭的冲动。

三

手术后的第九天，是我三十六岁的生日，也是大哥的肾活在我的体内、使我在死亡线上挣扎回来过的第一个生日。初春的阳光暖暖地洒满了整个病房，也洒在了窗台上的那盆富贵竹上。富贵竹是大嫂买来的，她说希望我“嫁接”了大哥健康肾脏的生命，从此像这旺盛的富贵竹一样充满生机……

妻子买来了生日蛋糕，我切着蛋糕，妻子哽咽着说：“真没想到还能吃上你的生日蛋糕。”说完，便泣不成声。我知道，经历过这件事情，她已经认同了我家里那些贫穷而善良的亲人们。

我对大哥说，等我出了院，我想让他领着我们兄弟七人一起去给爹娘上坟。大哥愣了愣，眼圈儿一下子红了。三哥在一旁说：“老七，回家时一定要在家里住上几天，六个哥哥家挨个吃顿饭，知道吗，娘临死时一直在念叨，她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，你在咱家生活了四年，却连一顿饱饭也没吃上！”

我听了，满心都是酸楚，其实，很久以前，在读了朱德写的那篇《回忆我的母亲》之后，我便理解了爹娘当年的苦衷。在文中，朱德写道：“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。因为家境贫穷，无法全部养活，只留下了八个，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。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！”那一刻，我忽然就明白了大哥一直重复的那句话：“爹娘把你送人，是想给你条活路啊！”

今天，我越来越深地读懂了当年爹娘的心情。他们在决定把我送人的时候或许想不到我的未来，但至少，他们相信那对没有儿子的夫妻肯定能让我填饱肚子的。当时在爹娘看来，这已经是他们所能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了。

随后的半个月，我一直计划着清明节带着妻子和儿子回乡祭祖，我知道，这是父母的心愿，也是大哥这么多年来一直期盼的事情。我甚至盘算着，等上了班，托托关系，给侄子调调工作，把他调到职能部门去，也借此抚慰一下大哥的心愿。

然而，就在这时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乱了这一切。大哥先我一步出院。由于正值春耕时节，出院后的第四天大哥便下地了。在给冬小麦浇水时，不幸触电身亡。怕我身体虚弱受不了这样的打击，二哥做主，全家人向我封锁了大哥去世的消息。

一周后的清明节，当我带着妻子和儿子踏进那个已经离开了三十多年的家门时，才听到这个噩耗。跪在大哥的坟前，我泪流满面，后悔不已。

是我害了大哥，如果大哥不是为了给我捐肾，就不会推迟冬小麦春灌的时间，那样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。这些年来，大哥最大的愿望便是能带着我给爹娘上次坟，可是因了妻子那小小而自私的念头，我竟没能在大哥的有生之年遂了他的愿。我天真地想，路还长，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满足他的心愿，可是谁料到，老天竟是如此的残忍，竟然让大哥带着一生的遗憾去见爹娘。

抚摸着墓碑上大哥的名字，我失声痛哭。哥哥啊，如果天堂有雨，那是弟弟愧疚的泪！